里韦拉即将接任的职务被欧洲多家媒体形容为可能是欧委会“有史以来权力最大的职位”

　　上个月，当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介绍她所提名的26位欧委会委员时，新任竞争专员、西班牙副首相里韦拉（Teresa Ribera）是名单上的第一位。

　　作为欧委会即将负责“清洁、公正和竞争性过渡”的第一执行副主席，里韦拉即将接任的职务被欧洲多家媒体形容为可能是欧委会“有史以来权力最大的职位”。除了反垄断执法外，她还将掌管欧洲的绿色转型，确保欧盟同时实现经济的低碳化和工业化。

　　根据冯德莱恩的任务信，里韦拉需要革新欧盟的竞争政策，确保其对欧洲公司的创新力和竞争力起到支持作用，并使欧洲公司有在全球领先的能力。

　　此前十年，由即将离任的竞争专员维斯塔格（Margrethe Vestager）领导的欧洲反垄断执法是强硬且严苛的。而在最近的采访中，里韦拉已透露出她不同的执法方向。“（规则）可以从多个方面放宽，但始终是为了加强欧洲的能力，”里韦拉称，“我们将改革这些规则，以提升灵活性，并赋予产业一种战略性的欧洲维度。”

　　富而德律师事务所中国反垄断业务部主管杜宁（Ninette Dodoo）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根据冯德莱恩连任后的表态，欧洲企业在全球竞争中的竞争力有所下降，这意味着欧洲需要以全新的方式和方法推进竞争政策，“以支持欧洲公司在全球市场上扩大规模，并确保欧洲拥有一个公平的经营环境。”

　　欧委会的立场

　　此前里韦拉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专注于气候变化政策，担任西班牙生态转型大臣期间，里韦拉监督了西班牙煤炭工业的关闭，并就到2035年逐步淘汰核电进行了谈判。在智利最后一刻退出2019年联合国气候谈判后，她主动要求马德里主办该届大会，并在天然气危机期间为西班牙和葡萄牙赢得了欧盟电力市场规则的豁免权。

　　在竞争政策领域，里韦拉还算是个新手，但她已经有了十分明确的观点。

　　“欧洲的竞争力问题不能靠三四个国家的‘冠军企业’来解决。我们需要足够的规模来在国际市场上竞争，但我们也需要内部市场的良好运作，构建一个各方相对平衡的商业生态系统，”她还抨击了欧盟的并购规则，表示将缩短审查交易的时间。

　　里韦拉的立场也呼应了冯德莱恩在任务信中对她的工作建议，而有些建议与过去十年维斯塔格治下的反垄断议程立场相悖。

　　具体来说，冯德莱恩要求里韦拉审查横向并购规则；在保持公平竞争环境的同时，进一步简化国家补贴政策；关注中小企业和中型企业面临的挑战，尤其是“杀手级收购”带来的风险；加强和加快竞争规则的执行，重点关注最具扭曲性的补贴和行为，同时推动加速战略领域（如人工智能）补贴和交易的授权；与其他委员会成员合作，“大力”执行《外国补贴条例》（FSR）；积极促进全球竞争机构之间的合作；应对数字市场的挑战和动态，根据《数字市场法》进行“快速和有效的执法行动”。

　　此外，冯德莱恩特别提醒里韦拉参考她委托前意大利总理德拉吉（Mario Draghi）所撰写的《欧洲竞争力的未来》报告。这份报告的核心主题是简化与革新竞争政策，以增强欧洲与全球竞争对手竞争的能力。

　　此外，德拉吉的报告还称，现有的并购审查和反垄断调查程序过于缓慢和复杂，尤其是在科技和能源等快速创新的行业。德拉吉建议加快这些领域的审查流程，以确保欧洲能够快速应对市场变化。他还建议恢复“新竞争工具”（NCT），允许监管机构主动应对关键行业中的反竞争行为，以解决结构性竞争问题，例如默契垄断和市场准入壁垒，特别是在网络效应强的市场中。

　　杜宁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当前欧洲关于竞争政策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支持者希望帮助欧洲内部企业成长为行业冠军；另一方面，也要确保竞争政策履行其主要职责，即保护竞争而非竞争者，从而营造公平的环境，推动企业创新。

　　与科技巨头的交锋

　　在获得正式任命之前，里韦拉还要接受欧洲议会的审查，包括回答书面问题和出席本月举行的听证会。如果通过，她将接手与大科技公司正面交锋的难题。

　　到了里韦拉任期内，这一任务并不会变轻松。根据英国史密夫斐尔律师事务所的一份报告，数字市场近年来一直是欧盟竞争法执法的重点，并在《数字市场法案》框架下受到新规管，里韦拉的任务是应对这些市场（包括平台经济和数据驱动的商业模式）的挑战和动态，并确保欧委会根据该法案采取快速且有效的执法行动。

　　杜宁认为：“在最近欧盟领导层的带领下，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立法的趋势正在变得更为强硬。无论是涉及航空业还是数字领域的并购，《外国补贴条例》和《数字市场法案》等法律都在推动欧盟的立法朝着更严格的方向发展。”

　　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吴涵律师告诉第一财经记者，欧盟目前试图从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保护中小企业利益，消费者权益保护、产品合规等多个维度来监管大型科技平台型企业。“《数字市场法案》《数字服务法案》以及欧盟《人工智能法案》的相继出台也能印证上述角度。”他说。

　　吴涵认为：“简单地看，欧盟是因为担心科技平台型企业对平台和人工智能等的利用方式，因为基于网络效应，其行为对于社会有更大的影响。从智能化社会的结构来说，社会监管的层次将越来越多，比如物理社会与虚拟社会、实体货币与虚拟货币等，维度也将越来越丰富（比如科技伦理）。社会大型平台（如谷歌和亚马逊等）不仅被视为监管对象，监管机构还可能利用这些平台的技术和数据作为监管的工具。”

责任编辑：王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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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章宪 【编辑:陈友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