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改革’之于香港，不仅是政策上的宣示，更起到‘指向标’和‘定心丸’的作用。”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对记者说，综观《决定》全文，关于香港工作的论述着重放在“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部分，这突显了香港在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中角色关键，香港各界要充分认识和准确把握这个战略定位。作为国际化大城市，香港在开放这个基本国策的支持下，在持续“引进来”和“走出去”的过程中只会更加受惠。

　　关于香港，《决定》中提到几项重点工作：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支持香港、澳门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健全香港、澳门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机制。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强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

　　姚志胜表示，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显然是香港传统优势。作为金融体制与世界几个主要金融中心接轨、金融市场全面开放的国际金融中心，香港不仅在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中扮演极重要的角色，也是对外金融的重要通道和桥头堡。“当然，这与香港正全面推进的‘八大中心’建设并不冲突。”他补充说。

　　中国工程院院士、香港大学教授李焯芬特别关注“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相关内容。他认为，香港可发挥“一国两制”优势，不仅为内地来港深造的学生提供英语教学环境，还可帮助他们开阔视野、与海外同行交流合作；同时，在打造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和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过程中，香港还能吸纳大批国际人才，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过程中体现“东方之珠”魅力。

　　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研究总监方舟则关注到，粤港澳大湾区是唯一一个在《决定》中出现了两次的区域，分别在“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和“优化区域开放布局”的《好用的买球外围app》段落中。“这体现出国家对大湾区有两个战略期望，一个是把大湾区发展成为代表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区域参与国际竞争；另一个则是实现内地和港澳的规则机制对接，把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对此，香港中国学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黄平也持相同看法。他认为，香港的独特作用，已不仅是为人熟知的“超级联系人”角色、高度国际化、优秀的营商环境与普通法地区等，还在于同广东、澳门的合作中有待彰显的互补优势，在于如何充分用好具有中国特色的“一国”之本和“两制”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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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奢香 【编辑:梅田彩佳 】